郑州西山遗址空中俯瞰图

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地处枯河北岸的二级阶地边缘。西北方是绵延不绝的豫西丘陵，东南方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

在已经挖掘的平方米左右的面积内，共清理出余座大小房基，多个窖穴、灰坑，20多条长短不一的灰沟，余座墓葬，多具瓮棺，还出土有大批陶、石、骨器等人工制品及兽骨和种籽等动植物遗骸。其中重中之重，是发现了秦王寨文化时期的夯土建筑城垣。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原历史上发现的第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城池——城墙及其外围的沟池一应俱全。

纵观整个城址，近似圆形布局。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城垣外还有内、外两条壕沟环绕，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城墙现存高度保存最好的约3米，宽约5～6米，折角处加宽至约8米。西墙残存约60余米；北墙西段自西北角向东北方向延伸，长约60米；中段圆缓略向外有弧凸，长约米；东段再折而东南，残长约50米。城墙的基底较宽，如西北角基底宽达11米，随着城墙高度逐级内收，形成一级级越来越靠内的台阶。

发掘者通过平面分析和局部解剖，对该城墙的建造程序和方法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就是先在规划拟建城墙的区段，挖出生土，构成城墙基槽，再经过修整，夯实基底平面，建筑城墙。

建筑的具体方法是方块版筑法，就是在经过修整的生土基面上分段逐层逐块夯筑。其中所需大量土方主要来源于在城墙内外两侧挖沟，就地起取，而以外侧为主。郑州西山古城城墙采用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建筑方法，在公元前年前后为世界各地所仅见，而它近圆形的平面，则是从仰韶时代早中期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方形城制的过渡形态，可以说是中原城池滥觞的标志。

在城内西北部发现一略呈扇面形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约14米，南北宽约8米，周围有数座房基环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北侧是一处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广场，专家推测是一座功能特殊或等级较高的殿堂类建筑。整个城址的营造当与这一建筑所代表的特殊人群有直接关系。

城内墓地有多种合葬墓。在房基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可能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此前在仰韶早中期均未发现此类现象。在部分废弃的窖穴中还发现埋有兽骨甚至人骨的现象，人骨架有的呈挣扎状，推测应是祭祀用的牺牲或俘虏。在城内东南部还暴露出较多的陶窑遗迹，应是制陶手工业作坊一类。

另外，还发现有纵列于城址东北部的道路遗迹—道路系统的形成，应该是西山古城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障。

就整个西山遗址文化遗存而言，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约当于后岗一期文化时期；第二期约当于西阴文化时期，但其文化性质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三期遗存，也就是西山古城拔地而起的时期，其内涵比较复杂，除了延续当地发展的一些主要文化因素外，还出现了一批属于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器物，如背水壶、尊形器及相当数量的圈足器等，表明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对西山古城的影响有明显增强的趋势。西山古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

根据对被城墙叠压和打破城墙的一批遗迹内出土遗物分析，西山城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前年，彼时正值豫中地区西阴文化消亡之后，庙底沟二期文化产生之前的秦王寨文化时期。

从西山遗址文化分期序列来看，城址是建立在遗址长时间发展的一个较大聚落基础之上的，但要在短期内完成如此规模的工程恐非一个聚落所能胜任，其背后当依托着一个区域组织。城址建造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保护城内掌握实权的上层人物，反映了彼时暴力冲突和社会矛盾加剧的状况。

西山城址属于秦王寨文化，并且是秦王寨文化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这从西山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看出来。

首先，西山城址所在的郑州地区本身就是秦王寨文化核心区域所在；

其次，西山城址又是周边金字塔式的秦王寨文化遗址群中高居塔顶的那个王者。大河村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西距西山城址16公里；秦王寨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东距西山城址约11公里；点军台遗址，面积6万多平方米，东距西山城址约9公里；青台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西北距西山城址约6公里；陈庄遗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北距西山城址约13公里；后庄王遗址，面积5.6万平方米，北距西山城址约3公里。

此外，还有郑州市区的须水乡白庄、沟赵乡张五寨、金水区胜岗、古荥乡石河，荥阳市区的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杨寨北等诸多秦王寨文化遗址，都远近不同地环绕在西山城址周围。

类似的遗址群在秦王寨文化遗址分布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如密县的程庄遗址群、新郑的唐户村遗址群、禹县的谷水河遗址群等，大小遗址总计有二三十处。这些遗址中虽然都发现有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因素，但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秦王寨文化。

秦王寨文化因荥阳秦王寨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是以郑州洛阳之间的豫中地区为中心，南到南阳，北至黄河。而在这一地区，唯有郑州西山发现了古城遗址，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秦王寨文化分布范围正是祝融八姓分布的核心地域。至于一小部分祝融后裔远离豫中分处其他地区，应该是祝融部落后来扩散、迁徙所致。因此，以王震中、许顺湛等为代表的历史学者人为秦王寨文化的主人就是祝融族群。

秦王寨文化存在的时间与共工族群考古学遗存——大司空文化大体同时，这和文献记载的共工、祝融活动时间也基本一致。

不仅如此，从秦王寨文化的某些遗存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来看，秦王寨文化也应该是祝融族群所创造。如前所述，颛顼对以前的历法重新进行修订，制定了《颛顼历》。但具体观天测象修订历法的却不是颛顼，而是属于祝融系统的重、黎和噎鸣部族。这一点，《山海经·大荒西经》有明确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噎即噎鸣。这是用神话的形式反映重、黎和噎鸣部族掌管天文地理观测日月星辰运行以授农时的史实，同时也说明了噎鸣部族属于祝融系统。祝融族群崇拜太阳及发扬光大历法的传说在秦王寨文化中有明确的证据。

郑州大河村第三期遗存出土了一些彩陶天文图像，其中有破损的12片太阳纹彩陶。这些太阳纹均是绕陶钵肩部转圈而绘，发现者根据其口沿的弧度和每个太阳纹图案的30°夹角，计算出陶钵的口径为30厘米。因此，“在钵的肩部一周原来应绘有十二个太阳纹”。

年9月，考古人员在郑州市北郊后庄王秦王寨文化遗址的一断崖处采集到5件秦王寨文化彩陶片，其中一件是带有口沿的陶钵肩部残片，上面绘有以白为底色，黑红相间的彩绘太阳图案。王震中先生计算出该陶钵的口径为26.48厘米，口沿弧度与其相对的太阳纹夹角也是30°。这样一来，该陶钵肩上的太阳纹图案，也应该是12个。

大河村第四期遗存还出土了一件星座图案残片。该图案是由3个或3个以上的圆点，通过直线和曲线相连组成的。发现人判断，该图案“可能是北斗星尾部的形象写照”。除此以外，在大河村第四期遗存还发现了几件绘有日晕纹的陶片，中间皆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而左右两侧绘制的是内弧形图案，弧背上还绘有流彩熠熠的光芒。

许顺湛先生认为，《左传·昭公七年》所云“日月之会是谓辰”是指日月交会的时间都在阴历每月初一。一年交会12次，所以要画出12个太阳。《山海经·海内经》所谓“噎鸣生岁十有二”，这里的噎鸣是指岁星，前述《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它“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表明古人曾经以岁星纪年。

王震中先生进一步认为，星座图案和日晕纹的存在，还可以证明当时人们对天文星体已经有了一定观察和认知。关于“生岁十有二”的噎鸣，《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说“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可与《尚书》《国语》等文献中记载的重黎“绝地天通”相联系。因此，秦王寨文化中这些太阳纹和星座图案残陶片，实际上就是颛顼“绝地天通”事件的历史遗留反映。

西山古城的拔地而起，暗示秦王寨文化社会已经是一个经济水平空前提高，分工协作高度发达的社会，说明《世本》所记“祝融作市”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城的出现和存在必须以“市”的存在为前提。而上述西山城址所出大量陶、石、骨器等人工制品及兽骨、种籽等动植物遗存，也足以表明当时的农业、手工业与畜牧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文献中也恰好有不少关于祝融这方面的记载，如《国语·郑语》就说：“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西山古城的诞生同营建者防御敌人攻击的心理需求密不可分，因为彼时秦王寨文化主人亦即祝融部族不但需要防御颛顼族群的突施杀手，也要防御屈家岭文化主人即南方苗蛮部族的袭击，还要面对大司空文化主人即共工部族的进攻，甚至还要提防本部族因他投靠颛顼而心生不满倒戈的“叛乱”，可能正是这诸多因素的存在，才倒逼祝融政权修建了这座中原历史上最早的古城，从而开创了中原的城建历史。

——摘自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有增删，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年9月

《前中国时代》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前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