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苏州古城为案例，分析城市景观结构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可以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篇课外案例，现撷录与此，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最早逐水而居。中国水网城市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磨合中，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模式和文化品格。本文试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典型的水城——苏州古城为案例，就水网城市的历史演进、结构特征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和利用等问题略做探讨。

1历史演进

1.1溯源苏州地区东滨大海，北临长江，位于太湖出水口区要冲的湖东洼地，四周有石湖、独墅湖、黄天荡、金鸡湖、阳澄湖等十多个大湖泊，还有松江、娄江、东江三条太湖泄水大河，可谓河江纵横，湖泊棋布（图1）。自远古以来，水患就一直严重威胁着这个低平的“水乡泽国”，促进了当地先人不断与水害作斗争，并在斗争中积累水利知识。中国商代井田制已有了灌溉沟渠，到西周更有所发展，按大小有浍、洫、沟、遂、畎、列等[1]。据《吴越春秋》记载，泰伯奔吴之初的泰伯城“人民皆耕田其中”，这说明吴国当时的农田水利技术已相当完善,将水利学原理运用于吴都的规划建设中，引水入城，人工开凿水道，也不足为怪了。可见，太湖流域水网密布的地理环境是苏州水城架网的自然之根，古城水系得以扎根大地，繁衍生长；而科学发达的农田水利学是古城水网体系的技术之根，当地先人在与水的周旋中创造了独特和杰出的水文化。

图1吴中水利全书·苏州府全境水利图

1.2建构苏州最初是春秋吴国的都城。吴国统治者在这个“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2]的地区，可能先设城池以阻挡外来的洪水。据成书较早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都城采用象天法地的规划模式，“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城门位置并不完全对称，可能是根据城外河水流势而设，体现了古人对水的一种原始崇拜和敬重。宫城位于都城中央，其外围亦有深广的城河。都城内辟有宽广的街衢和河道，“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三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3]。在都城的八对水陆城门和宫城的外城河之间估计已形成了最初的水陆架网。 　　楚时，春申君黄歇封闭了位于太湖洪水正面冲击之处的胥门，使胥江之水绕道入城；在城东南增设葑门，利于城内泄水。同时在城内原有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增辟许多纵横的小河道以宣泄和蓄存暴雨后的积水[4]。三国至六朝时期，城内陆路水道又有所开拓，其建构大致从北至南，与城市建设相一致。 　　唐朝，一方面是江南运河的修筑使地区水网更加通畅，另一方面是大量宽厚平坦的湖堤塘岸的兴修促成了苏州与外界陆路的联系。苏州自此“陆骑水舫”四通八达，带动了城内水陆双棋盘架网的建设，形成“大河三横四直，郡郭三百余巷”[5]。正是在这种“智者创于前，能者踵于后”[6]的河路建构中，以水系为脉络，河道为骨架，街巷相依附的水城格局到了唐朝已基本定型，至宋后更加完善。从南宋《平江图》上看，整个水网将高耸挺秀的古塔、壮丽的寺观殿堂、精美雅致的园林、洁静幽深的街巷、粉墙黛瓦的民居街坊和星罗棋布的石桥以及成片的绿化串联在一起，创造出水与城市融合一体的生活空间。此时期流传下来的唐诗宋词很多是为苏州水而作的，抒发水城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心灵上的陶冶，人们对水的认识由起初生存层面的敬水和用水提升到了精神层面的赏水境界。苏州城内河道在明朝到达了历史上最长时期，据明末《吴中水利全书·苏州府水道总图》载，“城内河流三横四直外，如经如纬尚以百计，皆自西趋东，自北而南，历唐、宋、元不湮”，总长87～92公里[7]。

2结构特征

2.1构成 　　古城水系可分为环城河、干道系统和支流系统三个层次。护城河由紧匝城周的内外二环组成，宽约50～70米。干道系统由三横四直干河组成（图2），河宽10余米，对全城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历来由官方主持对它们进行管理和疏浚，故而又称“官河”。其中直河主要沟通和调节横河之水，使全城水位、流速大体保持一致，古有“以塘行水，以泾均水”[8]的说法。支流系统由派生于干河的众多横河组成，宽约6米左右，这是干河联络全城千沟万洫、千家万户的渠道。2.2特征2.2.1规整性 　　历史上许多城镇都是结合河湖水系自然形成的，而苏州的水系主要是人工开凿的，是始于春秋吴国都城的有计划、有组织和有规模的河道建设。它传承了《周礼·考工记》中的经纬涂制，采用棋盘式方格网系统，并受南北向中轴控制而呈东西向对称（城南部对称性较差，可能是由于开发较晚，保持了原有的水体形态）。这有别于其它地区的水系形态，具有独特的规整性。

图2苏州城内三横四直干河示意图

2.2.2稳定性 　　古城水网是在与城市外围水系和居民生活的长期磨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这种内外互动的建构过程成就了骨架本体的合理性和有机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起着维系城址和城市形态的作用。2.2.3公共性 　　城市公共活动主要建立在水网之上。桥头、水埠、滨水茶坊酒楼和集市等水陆节点与河街并行的线型空间，构成了传统的公共空间体系。古城内的主要公共建筑也都是傍水而建，与城市水系有机结合。如《平江图》所示，寺庙多水陆相通，以水为界，姑苏馆也滨河而建，旅客可临水俯视过往船只，观赏水巷街景。府学文庙更重视与水的结合，总体布局“高木清流，交荫环丽”，有潘池、秀野池与河道相连成水系。2.2.4防灾性 　　高大的城墙、深广的护城河和八对水陆城门，既是基本的军事设施，又是防洪的重要水利设施。而城内数以百计的河道在多雨且地势低平的江南地区具有能蓄能排易防涝的功能，明代内河的总容量约万立方米[9]，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故虽有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10]。另外，江南建筑以木构为主，易引起火灾，而河道水网既可以用来隔离火区，又可以提供足够的消防水源。2.2.5生活性 　　古代人民生活离不开水网，河道密集的地方也是居民区最密集的地方，河道给他们带来了生活和生产用水（传统的丝织、印染和造纸等手工业），带走了城市污水，这在古代无严重工业污染且河流速流量足够的条件下是实用、经济和合理的。“吴人不可一日废舟楫”，河道既是城内交通所必需，也是联系城乡、沟道全国的渠道，江南地区因此商旅便利，百货齐集，促进了经济繁荣。居民则利用水巷舟楫通驶，生活用品充足又无担负之苦。2.2.6生态性 　　一般来说，苏州南北向河道的东岸是街道，西岸是建筑；而东西向的河道北岸是街道，南岸是建筑。这从水域的温度效应方面来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目前观测数据表明，尽管受水体的热容量比陆地大和水面的蒸发作用的影响，水域在夏天有减温效应，但由于水面反射率比陆面小，接受太阳辐射比陆面大，水域仍会起到增温的效应[11]。苏州河道的上述配置，可以利用建筑的阴影来避开太阳光的直射，从而减少水体的增温效应，以提高水域的减温效应。另外，苏州水网并不是正南北向，而是南偏东7°14’，与当地的夏季主导风向相迎合，这样可形成顺畅的通风走廊，加快水上风速，增大水面蒸发，从而起到调节和改善城市小气候的作用。

3症结剖析

3.1衰败制因 　　对于城市水网的衰败，一般都归结为近代以后的陆路发展和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但就苏州古城的水网变迁来看，清代是河道湮塞最多的时期，共填塞河道47条（段），约23.公里[12]，占历史上废弃河道总数的大半（图3）。以史为鉴，我们有必要剖析其症结。

图3苏州古城内河道演变示意图

3.1.1人口激增 　　清朝“康乾盛世”的经济繁荣造成了苏州人口的猛增，至嘉庆十五年，苏州府已突破万，10年后增至万，城内也有50万以上，达到有史以来苏州人口的顶峰[13]。城市人口的激增带来居住空间的膨胀和生活、生产污水的增多，河道于是被侵占和污染，居民“叠屋营构，跨越侵逼。且烟火稠密，秽滞陈因”，有“以前河狭者二丈，宽者四丈不等……居民已侵占过半”之说。3.1.2市场冲击 　　至明中晚期，苏州已成为全国的工商业重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原有的社会秩序失范，个人逐利行为开始侵蚀城市公共空间。商业区的民舍店铺“渐占官路，人居稠密，五方杂处，宜乎地值寸金矣”[14]。侵街的同时，侵河现象也不可避免，如《吴县示禁清理张广泗桥附近摊柜以防火灾而通水埠碑》记载，由于在桥头乱设摊点，侵占公共水路，阻碍了公众与水的联系，甚至酿成火灾。3.1.3水政松懈 　　对于社会秩序失范而引起的河道破坏问题，清朝苏州各级衙门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管理，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特别是乾隆十一年至嘉庆二年停浚50余年，“积久未修，雍塞渐甚”[15]，引发了部分河道的自然淤塞，此时期河道已缩减至57公里。太平天国战争后，大面积烧毁的房屋废墟淤塞河道，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河床的整修工作，出现了闹市区河道大面积淤塞消失的情况。3.1.4市政建设 　　以政府为主导的市政建设造成了近现代城市水网的继续衰败。民国期间，“所有城市河道几尽成纳垢藏污之沟渠……既失交通之便，而堆积垃圾更非卫生之道”[16]，因此，填河筑路成为政府整治环境的重要措施。解放后，在年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中，古城内12条河道在短短的五天内被填平。“文革”中又利用河道修筑防空工事，打乱了古城水系。至年，古城内河道只剩25公里。3.2现实困境 　　80以来，古城水网保护的重要性逐渐为社会各界所认识，先后疏浚和打通部分河道，保持和恢复了三横三直的骨干水系构架。但从当前城市居民生活与水网的相互关系来看，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3.2.1心理性障碍 　　人对水有特殊的感情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自然洁净的水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但受污染的水则给人带来麻烦，蚊蝇滋生，瘟疫流行，直接危害到人的健康。近来苏州关停并转了一批污染重的企业，但内城河水质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反而有继续恶化的趋势。根据对环城河道15个断面监测结果表明，五类水98年为47%，99年只有13%，超五类水98年为53%，99年增到87%[17]，原来的水网都市沦为水质型的严重缺水城市。3.2.2功能性障碍 　　目前居民对水空间的利用日益减少，生活重心已从“水边”移到了“路边”。河道被简单化为防洪排涝，甚至成为城市废水沟、垃圾投放地。据统计，长江三角洲水脉所系的太湖流域污水排放量每年达53亿吨，流域每个人可以分摊至少多吨污水[18]。3.2.3制度性障碍 　　在古代，维护河水清洁成为居民的共识，并通过对后代的社会教化，代代相传。现代社会以后，由于治水技术的发展和对规模经济的考虑，城市污水处理变得越来越集中，成为了政府的责任，从而造成居民远离污水的处理过程，误认为污水处理厂能去除所冲走的任何东西。事实上，苏州古城区的污水日排放量为20多万吨，而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只有5.75万吨[19]，大量的污水最终还是排放到河流中。3.2.4物质性障碍 　　苏州传统公共空间都是与城市水网密切联系的，普遍具有亲水性。目前这些保留下来的传统生活空间没有得到重视及相应的改善，呈现出衰败破旧的形象。而新的建设几乎都忽视了原来以水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思想，水陆被彼此割裂，居民无法接近河滨地区，据笔者的调查，古城内可到达的滨水区不足20%。有的虽然考虑了可达性，但与河道之间缺乏真正富有生机的衔接和过渡，难以形成统一的城市公共空间。此外，河道边的交通性功能日趋增强，繁杂的交通干扰了原本恬静和完整的滨河空间。

4对策建议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逐步进入到以信息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伴随一系列新功能空间的出现，滨水区重新成为有吸引力的城市生活地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也正面临调整，部分呈现出“后工业化”的趋向，城市水网如何在当代重新寻找到恰当的定位，发挥其独特价值，这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美化运动和历史文化保护运动，而应从社会转型进程中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研究。事实上，城市滨水空间具有潜在的巨大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这也是世界城市滨水区建设得以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大量的成功案例证明，结合优美生态的滨水空间开发往往可以提升城市竞争力、拓展旅游新空间、发扬地方文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水网城市的复兴应从发挥其综合价值入手，让河道水系在城市中充当重要角色，其具体的运作是在原则坚定与实施灵活、保护整治与更新开发之间取得完美结合。对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4.1确立以水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城市在水系规划取得过高度成就，水系甚至是城市的灵魂，值得认真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继承、发扬和创新。目前的城市保护和更新建设，如街坊改造、道路拓宽、公共空间和建筑的选址与设计、旅游娱乐设施的设置和绿化生态建设等，都不能把河道作附属因素来考虑，而应以水为主体。这是观念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历史城市发展的战略问题。充分利用现有水网，再恢复和开拓一些河道和湖面，使之成为城市生态景观中心、居民休闲活动中心和联系历史古迹的纽带，其前途不可限量。4.2解决河道的水质问题 　　根治污染、使水变清是关系到水系能否复兴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要加快污水处理和截流工程的建设，对污染源截流和集中处理，另一方面要加快区域水环境的综合治理，重点建设引水工程，激活城市水体。另外，河水治理有赖于城市居民的共同关心和参与，积极发动群众，共同维护和建设好城市水系。针对部分居民卫生意识薄弱的问题，在道德宣传的同时加强法制管理，教育与重罚并重。4.3古城水系整体风貌评价体系 　　历史城市的河道之所以能展现历史上一定时期的城市风貌，带给人们地区归属感和历史的回忆，是由于许多元素共同的作用。因此需要对现状河道整体风貌综合评估，即通过对评价因子（河道空间尺度、审美价值、历史地位、地段特性、交通条件和重要的空间界面和节点等）进行分类调查和评定，整理出每段河道的风貌特点和价值，为确定整个水网保护和发展格局及其措施提供依据。4.4河滨地区综合发展规划和城市设计大纲 　　改变目前河滨地区小修小补的零星建设方式，而进行更为整体化的、高水平的规划研究，形成一套可操作的设计指导大纲。水网可分区段地进行规划设想，提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自身资源和发展目标，制定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土地用途改变计划、协调措施和公共投资方向。此外，还应对河滨地区的建筑设计和环境质量提出系统严格要求，如控制滨水建筑高度、体量及退蓝线距离，预留出通往滨水地区公共通道，鼓励和强化滨水地区的功能混合性和公共性，确定适宜的开发规模等方面，从而来直接影响和指导河滨地区的具体设计工作。4.5河滨地区开发和规划管理的现行机制 　　由于河滨地区权属复杂，涉及多个城市管理部门，如水利、环卫、园林、交通和市政等，需要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构，统筹滨河地区的开发。国外一般多采用“联席会议”的方式，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办公室，由规划部门牵头，包括交通、公用设施、房地产等各行业的代表，由它负责规划设计及确定可行的开发步骤。同时，确定规划方案必须要经过多轮的专家评审和公众听证过程。这不仅可以加强监督，听取各方意见，事先化解矛盾以利实施，而且可以谋求城市整体利益，满足公众的愿望，真正达到以人为本、还水于民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吴庆洲.试论我国古城抗洪防涝的经验和成就.城市规划，(3):31[2][汉]赵晔.吴越春秋.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24[3][汉]袁康，吴平，辑录.俞纪东，译注.越绝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31[4]廖志豪，张鹄，叶万忠.苏州史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72[5][唐]陆广微．吴地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6][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6[7]张英霖.明末吴中水利全书所载苏州府城内水道总图初探.见：曹婉如，郑锡煌，黄盛璋，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8][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51[9]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0][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南京：江苏古藉出版社，：6[11]傅抱璞.我国不同自然条件下的水域气候效应.地理学报，(3):[12]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I·[13]苏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苏州市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Ⅰ·[14][清]顾公燮．消夏闲记．转摘自：甘兰经．清代苏州城市风貌．见：石琪，编．吴文化与苏州．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5]苏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苏州市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I·[16]陆启东，辑．一九二七年苏州城建规划与实施．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档案局，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室，等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1，12）．：[17]苏州市政协城乡建设委员会水环境调查报告，[18]吴越争水――长三角之痛.苏州日报，-01-05[19]苏州市政协城乡建设委员会水环境调查报告，(陈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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