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城记》总第69期年6月3日

三

密县中共组织大发展的局面发生转折，始于陆建唐调离，而这又是抗战开始后国共关系持续演变的结果。

年1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限共、防共，此后，各地对中共活动的限制明显加强。5月，蒋介石亲下手令，指示：“豫西以北各地多有冀鲁与东北青年及临时学校，应注意招收训练。又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各战区，最好在西安设一政治部，派定所指挥考核以上各战区之政治工作及代行政治职务。”河南成为国共争夺青年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共密县县委“工作的特别突出，其他地方非常落后”，单兵突进的形势，自然引起国民党方面对密县的高度警觉。形势的变化，樊百全显然有所了解。据中共干部回忆：年农历正月初四，樊捎信叫我到他家去，他的儿子樊浩在家。他对我说：“我伯曾告诉我，‘共产党就是干革命，你们要干，最好到外县去干’。”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干。”樊浩接着又说：“共产党除死了不干，只要不死就要干。我伯说，你们还叫他在密县吃这碗饭吧!”

樊百全

年4月，密县县长陆建唐迫于压力，提出辞职，并很快得到批准。中共对陆建唐的辞职作出明确反应，希望挽留陆建唐，并拒绝新任命的县长孟祥霖。中共地方党很清楚，密县统一战线的局面和陆建唐的态度关系极大，这种通过人际关系运作的社会政治网络，成败往往系于一身。

尽管中共的事后总结认为，面对全国形势的变化，中共这时候恰当的应对方式应该是隐蔽力量，而不是继续主动出击，但是历史现场中的人不可能像事后总结那样洞察秋毫。有先前一系列成功经验做基础，中共地方党决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挽留县长陆建唐也在情理之中。中共密县党组织号召：“发动全县农会、妇女会、各学校、各机关，以请愿的方式赴县府，要求县长打消自己调职意见，同时表现群众对县长拥护的热情，以坚定县长工作情绪和继续工作的信心；发动组织全县挽留陆县长委员会(包括国民党、农会、妇女会、学校、进步士绅等)，主持全县挽留事项。”而且，在开展群众挽留运动同时，中共也没有忘记权力机关内部的活动，要求：“选派代表，赴省府、专员公署请求收回成命，在内部推数人和县长商讨，使其打消调职之意，并设法经过复兴社小组织关系去活动，加强扩大挽留宣传，多贴标语，并出挽留县长专刊，以便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按照中共的计划，还准备到省里请愿，只是日本人的轰炸让行动泡汤，“斗争在下层群众中轰轰烈烈，以排山倒海的形势在下层行动了，但出发到省府、专署之代表，以致迟迟未能产生；没有使各学校很快到斗争中来。……在斗争发动前的前二天，县城遭受敌机空前未有的残炸，死伤百余人，白天接连的警报，这样也就特别影响了斗争在上层的发动。”

密县县城古牌坊

相较共产党积极挽留陆建唐的态度，樊百全的态度略显消极。中共方面报告：“恰巧在这时候，国民党的一个领袖（可以和我们共同行动的）樊百全要去参加河南一届参议会，这也使国民党中失去了领导的中心。国民党内（樊派）一些进步人的行动就更来得无组织与迟缓。”“国民党的一些进步分子东西摇摆，参加也不踊跃，因而形成斗争中力量的单薄与突出。”

樊百全之所以对挽留陆建唐态度暧昧，当然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判断，和中共把陆建唐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依靠不同，樊更多将陆视为掌控县政的同盟者，樊乐意在行政体系内和陆建唐保持合作，但当陆的调令已下时，并不热心去对抗行政命令。合作者固然重要，但樊更愿意在体制内活动，正如瞿同祖论述清代地方官和士绅关系时谈到的，士绅和地方官的冲突，“应该解释为同一权力集团或社会阶级的内部的冲突，而不是两个不同集团或阶级间的冲突”。樊百全一身数任，当他代表民众反对行政机关及地方土劣时，他担负着追求正义的使命，正义化身的角色亦始终是其政治活动的诉求；然而随着其逐渐跻身主流阶层，当他从反对地方土劣成为地方势力代表并掌握着县党部的法定权威时，和县长的合作抑或冲突，在某种程度代表的则是地方党部与行政官僚的折冲。因此，他与行政权力间渐渐演变为博弈关系，此时，樊百全显然更愿意在程序内运作而不愿冒挑战程序的风险。

事实上，因为有既往与无法合作的县长交手的经验，樊百全对县长的更换也不那么敏感。从年设立县长（原为县知事）到陆建唐任县长时，12年间密县经历的县长达12人之多，平均任期只有1年，换县长对樊百全来说已经司空见惯。樊百全和几位县长都有交手，“告倒、告跑了反动县长刘元、张国威、陈天煦等人”。从当年的记载看，告倒县长陈天煦，樊百全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民众告状的方式把陈扳倒。先是年侯春生控告陈天煦“贪图罚款非法滥押”，接着王仲玉、张青选等控告陈天煦“违法害民”“玩法舞弊”，县保安大队队副谢楚藩等则联名呈报陈天煦“勾结把持”；年年初，樊新民等再诉陈天煦“假名派款擅加苛捐”。刘峙在巡视河南时对陈曾有一个考语：“勤慎干练，悃愊无华，廉节自持。事必躬亲，惟顾虑太多，绅权滋重。”其中“绅权滋重”一句，点出陈天煦在密县的力不从心。连续的告发，让省政府在年决定调走陈天煦。

密县城隍庙琉璃影壁（魏殿臣摄影）

樊百全和县长沈述仁的缠斗更为激烈。沈一副旧官僚的做派，与张书印、樊百全等格格不入。张、樊从沈的岳父下手，以其吸食鸦片为名，“农会干部、进步人士及共产党员王如冰等人召开宣传禁烟大会，会后搜出沈述仁岳父的烟具，将烟葫芦控在他的脖子上，藏上高帽，在全县各乡镇游行示众”。沈述仁自然不甘受辱，告发张书印反对政府，煽动民众扰乱地方，导致张被逮捕。由于樊百全竭力奔走，并得到吉鸿昌出面营救，最终张书印打赢官司，沈述仁威风扫地，仓皇离开密县。

樊百全等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县长的争斗，之所以屡屡占据上风，和战前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控制力有限有关。地方势力是行政权力贯彻的依靠。尽管和传统中国的知县相比，县长可以动用的组织、人力和物质资源都大大增加，但地方势力仍是政府必须整合的力量，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国民政府，妥协和博弈是其政治运行的重要特征，面对行政权力和地方力量的冲突，他们更多是选择牺牲县长而不是向地方势力下手。民国年间，县长的更替十分频繁，告发县长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仅年5月《河南民政月刊》登出的被控县长就达到31人，而这份按月出版的刊物每期都有县长被控的消息。河南省政府秘书处承认，他们“每月收到人民呈诉案件，约六百余起，内有各县长被控案约数十起”。县长的位置可谓如履薄冰。

民国时期以实现县自治作为训政的重要目标。在地方自治推行过程中，国家将为民众谋利的建设内容挤压到最低限，而物质资源的攫取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目标。当时代表官方言论的内政部指出：“自治之推行，端赖办理自治人员之指导与扶助，故办理自治人员必须与人民发生密切关系，以谋人民公共之福利为前提。但近年以来，办理自治人员不明此意，为县长者，不谋自治事业之发展，惟责成自治机关以募公债，征捐税，办兵差，查人口等事务。”有意思的是，内政部批评的现象，正是刘峙在河南所公开倡导的，他在全省行政会议上提出县长的三个努力方向：地方自治、剿匪清乡、筹款。这三项任务实际落实下来，常态性的事务就是筹款。因此在河南，“区长们并不在那里办自治，主要的职务是派款，村长亦然”。地方政权空前严重的财政需索，造成政权和民众关系愈益紧张，而一旦发生事端，上级政权又无意为身处第一线的地方长官承担责任，县长的频繁更替就发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中。

当然，利益考量也是民国时期县长频繁更换的另一诱因。按《县组织法》，县长任期3年，可连任，但这样的案例鲜见。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选任，大体沿袭传统中国知县的选任办法，将备选人员列入名册，“依次提请任用”。县长职位作为稀缺资源，自然成为奔竞之门。刘峙掌豫后，又把豫省各县分为特别县份、临时特别县份和普通县份，特别县份为殷繁之地，即所谓肥缺；临时特别县份是中共活动地区。这两种地区县长选任不依名册，而是由“民政厅长秉承省政府主席察核该地情形，酌提相当人员委用”。这种做法扩大了省政府任用的机动权，压缩了县长正常任用的空间，造成资源的进一步紧缺。因此，加快县长的轮换成为解决一大批县长候选人任用的唯一办法。

正因为有战前县长频繁更替的经验，樊百全对陆建唐的离去并不十分在意，何况，对于中共主导的这样一场挽留陆建唐的运动，樊百全也不想完全随风起舞。毕竟，樊百全和中共之间虽有共同利益，但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正因如此，他会规劝亲近的共产党人说：“鸿仪，我想不通，象世民、凤楼，你们都是好孩子呀！我见到你们比见到我亲儿子还高兴，可为什么你们要干共产党，难道我樊百全还不革命吗？谁要是不革命，骂死他亲娘。”

密县县衙旧影

樊百全没有想到的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在河南的控制已经不同于战前。战争是中国民族国家获得强化的机遇期，同时战争也让国民党最大限度强化了其控制的一面，成为中央权威借此获得伸展的关键期。如果说战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更加注意强化党的实质控制。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确定调整党政关系的三项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与政的形态。”县党部书记长可以出席行政部门会议，并指导地方自治。年7月，蒋介石通令各地“县科长以上之文官，必须以党员充任。其未入党者必须令其入党宣誓”。党对政权的渗透不断加强。尽管国民党强化政党控制的措施由于与行政权力不无龃龉，深入的势头受到限制，但其发展方向还是循着战时国民党追求的目标。

作为战时战略核心区，河南是这种权威伸展的主要着力点之一。战争爆发后，日本掣肘因素消除，河南战略地位得到凸显，所谓“得到了河南，北可控制冀、晋，南可制长江通巴蜀，东去皖、苏，以通外洋。且有陇海、平汉两铁路横纵贯通”。河南逐渐成为国民党军驻扎的中心区之一。由于有军队驻扎，加上战时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使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加强，远非战前可比。随着战争的深入推进，中日两军在前方形成对峙，国民政府借民族战争的正当性强化中央权力有了更好的环境，其表现就是“加强了政权组织，打击了士绅力量”。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就是年新县制的推出，这是战时强化基层控制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势将重构央地关系。密县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事实上就是这种权力重组的一部分。

由于挽陆行动显得虎头蛇尾，看到大势已去后，陆建唐选择了不辞而别，中共发动的挽陆运动无疾而终。新县长孟祥霖微服上任后，开始强化控制。首先是省里派人协助，“省党部专员公署为加强密县统制，派省党部特务王寿山常住密县，并监视国民党左派领袖樊百全先生的活动，有时和反动劣绅(国民党县党部干事之一)赴乡视察农会工作(作特务去)”。同时，孟祥霖本人也积极活动，“三番五次召集联保主任与保长进行个别谈话。许多平时贪污腐化（的）为其收买利用了，还有一部分动摇的亦为其利用了，这一现象主要在四区和三区，四区区长成了新县长主要的帮凶”。

孟祥霖一开始把争夺的焦点对准樊百全。在政权、党权、绅权的博弈中，以樊百全为主要对手是一个容易首先想到的选择，正如孟祥霖在和联保主任谈话中了解到的，“赞成拥护樊派的联保主任占80％”，这些联保主任很多就是由樊百全推荐担任，这是樊之所以能在密县呼风唤雨的关键，也是孟祥霖要控制密县县政的最大障碍。因此，起初“斗争的中心是县长和樊百全。他们相互在群众公开会议毁谤，并在暗地准备着”。

密县农会干训班毕业证章

中共在孟祥霖与樊百全的争斗中有限度地支持了后者。中共方面报告，在全县联保主任和保长训练班上，樊百全“在课堂上加紧暴露新县长的弱点。新县长亦在课堂上公开的反对樊百全。当时樊百全由于政治文化水准的不高和讲话技术的较差，使新县长的反动言论相当在群众中发生了一些影响。假使不是党在下层不断的揭穿和暴露新县长的真面目，在公开场合的斗争中，樊百全的威信可能在群众中受到损失”。中共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双方利益一致的判断：“当时顽固派主要的进攻目标是县党部特派员兼河南省参议员樊百全。他们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就是樊百全，他们认为打击了樊百全就可以控制密县三十万民众不满与激愤的情绪。”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本文开头提到的交通员事件的发生及发酵迅速打破了平衡。没有确凿资料可以证明这是孟祥霖有预谋的行动，但孟的确抓住机会把这一事件变成了控制密县县政的突破口。即便是在中央政府控制力不断增长的抗战时期，利用政治正确以强权打压中共，还是比通过权力博弈排除绅权、党权来得轻松和有效。随着中共组织被破获，孟祥霖及其背后的国民党政权进一步以“通共”的罪名把矛头指向了樊百全。孟祥霖以“在县党部特派员樊百全室内检出与异党往来函件六种及樊百全亲拟推〔摧〕毁各级政府计划并进行路线等七件”为由，将“樊在郑州扣押”，“嗣由郑将樊转第一战区军法执行拟监部讯办”。

洛阳旧影

民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整个社会和政治关系总是运转于人情政治和多种力量的博弈之中，森严的威权也常常会显出暧昧的神态。戏剧性的反转发生在第一战区，包括樊百全在内送往第一战区的被捕者不久均被释放。据当事人回忆：“十月二十九日，敌人将我们十一位同志押送洛阳”，“当晚住在登封，我对同志们说，在法庭上，我们的说法要一致，都说是为抗日救国而遭逮捕的。连审三次，我们都这样说了，敌人无奈，只好让我们写下保结表示：‘仍愿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做救亡之工作，实行三民主义和抗日救国纲领。若有犯者，愿受法律制裁’。这样，敌人才释放了我们。”这个回忆说到了具结释放，这是当时多数人做出的选择。年中共陕西党的报告显示，—年，陕西中共党员被捕84人，被捕后情况不明者45人，有了解的39人中，政治立场坚定者4人，变节动摇35人，变节动摇者多数有自首行为。应该说，文件提到的变节动摇判断稍过严厉，尽管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打击中共组织，但在统一战线的大方向下，国民党对捕捉的中共党员不像十年内战时期那样严酷。如密县四区负责统战工作的李培华被捕后就“没有受刑”，“没有承认自己的关系，在监狱中生活上还好”，而遭受刑讯逼供者主要也就是被强迫灌水。这样的环境的确容易让一些党员在被捕后想到：“假使顽固分子叫我们写自首书或悔过书，我们被逼不过，也可以写，出去后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亦有益于革命。”不过，具体到密县案，这些被捕的中共党员包括樊百全之所以放出，自首又只是一个程序，更关键的还是后面的运作。时任密县地委书记的席国光回忆：“三九年秋末冬初，刘少奇和徐海东同志从延安到竹沟去，路经洛阳，徐海东同卫立煌交涉把这些人要出来，一部分送新四军，极少数回家。”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亲自出面干预，才是此案得以顺利解决的决定因素，而这正是民国人情政治的体现。

樊百全获释后，回到密县，旋即再遭逮捕。关于此，密县县政府的报告写道：“二月十六日奉省政府文午〔件〕洛秘至密代电，已接准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来电，饬即勒送青年劳动营受训。”可见这次逮捕行动是由中央党部下令。此时，孟祥霖正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党部的命令当和他的活动不无关系。随后，孟祥霖又个人呈文，声称：“樊百全身为国民党党员，在全县居于党的领导地位。无论其是否参加共党组织、或系庇护共党分子，即拟摧毁各级政府计划及进行路线，并予奉命传送受训，公然枪伤政府命官，似此叛党叛国之行为，殊属不法。”要求“电饬第一战区卫长官将该樊百全予以最严厉之处分”。显然，孟祥霖必欲将樊百全这一主要对手除之而后快。

中共党组织被破坏，樊百全被捕，国民党中央政权对密县的掌控终于可以落实。次年，密县的赋税报解即走在河南前列，核定成绩80分以上，孟祥霖记大功一次。《河南省各县县长奖惩一览表（二十九年度）》，樊百全被捕后转押西安，不久又逃脱回到河南。抗战结束时他一度以国民党军先遣部队的名义进入开封。关于他此后的经历，樊传是这样写的：“解放战争时期，他通过中共地下党员赵宜人介绍参加革命工作，年10月郑州解放后，到市公安总局工作。年春随军南下，10月任二野驻南京办事处招待股长，年到重庆，9月任市交通职工消费合作社城区分社副主任，年4月任航务局合作社副主任兼经理，后到重庆市仙桥浴室工作。年8月受‘左’倾路线的迫害，被判刑入狱，年9月17日在芦山县苗溪病逝。”

樊百全后来的经历，更多显示的是其个体生命的历史，而其与密县的交集已随着这里中共党组织的破坏而告结束。

民国时代，无论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充斥着内部的诸多冲突。统一与分裂、民主与威权、传统与现代，诸如此类的对立概念，常常集于政治力量乃至政治人物一身。训政的事实和宪政的目标最能显现观念和现实的分裂，而这样的分裂背后又体现着国家整合能力薄弱、整个社会价值观游移。应该说，国民政府向着组织化的国家方向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政治资源的限制及传统的约束，加上国民政府迟滞通过民主宪政实现国家的有机融合，取得的成效相当有限，地方社会仍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裂缝。对于追求控制的统治者而言，这样的裂缝通常都是噩梦，但是对于寻求生存的政治力量，这样的裂缝则为千载良机。樊百全在密县的生存，和这样的裂缝就不无关系。樊百全既借助主流话语，同时又显示出价值观的疏离；他代表地方力量与行政权力博弈，但又和象征传统地方权力的土豪劣绅决裂；他和中共相互借力，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的理念，又以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捍卫者自命。在一个政治暗弱、社会失范、价值混乱的漂移时代，暧昧的生存是主基调，秉持国民革命理念的樊百全，亦不脱时代的印迹。

年前，中共整个的发展史同样是在裂缝中寻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密县的故事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在夹缝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机会，其失败也和这种夹缝的弭平不无关系；而当他们离开东南来到西北，在西北立下脚跟时，实际来到的是一个更广大意义上的裂缝。中共长期在裂缝中生存的经验，使他们具有在幽暗中寻找光亮的锐敏。抗战时期，无论是统一战线的执行，还是人情政治的运用，中共都可谓炉火纯青。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阶级政党，中共运用人情政治时，特别强调自身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求与人情政治划清界限，其革命文化的建立，很大地消解了文化中国崩解后的权威缺失问题，让中共党人牢牢树立起自己的文化权威和效忠对象，这是在人情政治面前随波逐流的国民党无法比拟的。尽管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中共处理与周围政治力量的关系时，并不排斥利用和驾驭人情政治，但中共在暧昧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下凸显的阶级性和原则性，的确还是显现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股清流。

抗战时期，中共依靠统一战线，在许多地区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河南乃至密县都能证明这一点。统一战线不仅带来了影响的扩大，而且由于统一战线是在稳定、公开的环境下展开，群众基础往往超过地下活动乃至战争环境下的根据地。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统一战线造就的这些成果相当脆弱，当国民党改变政策、开始采取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方针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迅速瓦解，先前获得的活动空间和成果很快就被掏空。这样的事实证明，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给了中共发展的机会，但如果这样的发展未与武力结合，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仍然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也是中共后来强调不能单纯依靠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一。不过，同时不能不承认，抗战之初，像河南这样中共力量不强的地区，统一战线的确又是中共寻求发展的现实路径。中共革命总是循着效率优先的原则寻找各种可能的途径，至于这些努力是不是尽如所愿，则不是处身历史现场的人们可以完全计及的。毕竟，革命需要精准的计算，也不可能没有不计成败的努力。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中共夺取政权的成长史，时时可以看到统一战线或明或暗的影子。考虑到统一战线对应着的是一个始终在追求统一的中国，这样的坚持尤其意味深长：统一战线希望实现的是多种力量的整合，而力量多歧正是统一战线可以大展宏图的背景。结构裂缝、地方强人、人情政治，一个在原则上贯注着阶级分析立场、实践上却不乏妥协的统一战线，可以让多少头绪联结其中。

作者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近代史研究》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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