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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靖编辑

黄月1

大约半个世纪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感受到现代城市中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特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趋向单一，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他写下了《看不见的城市》一书，在书中展开了他对不存在的城市的发散式想象。如今，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千城一面”也成为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城中村”的拆毁、网红建筑的兴起、公共空间的改造等也给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的工作带来挑战。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在呼唤以人为本的城市时，我们所期许的是什么？带着对现代城市的反思与想象，年6月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奖正式启动，奖项试图通过评选建筑与城市推动一场关于中国城市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的讨论。入围本次评选的作品或项目共计26个，均位于中国境内，空间建成或启动时间为-年，其中有不少项目已成为当地的人文地标和旅游者的打卡景点，例如长沙的超级文和友、秦皇岛的阿那亚社区、成都的西村大院、深圳的南头古城等。

4月8日最终优胜奖揭晓当天，人文城市主论坛“城市与我们：重建联结”在成都举办。论坛围绕人文、创新、公共和美学四个维度对本次评奖主题进行了阐释。在活动现场，多位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和人文领域的学者针对以上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共同探讨好的城市生活和城市体验应该是怎样的。

建筑师王澍：人与建筑和环境的具体关联赋予城市真实感

王澍是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他的建筑实践从年代开启，如今回想，他认为自己刚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对城市造成的全面影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城市的整体建设不断被推倒重来，原本传统中国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在剧烈的变化中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在短时间内实现这种巨变，不仅意味着成百上千年形成的文化被“归零”，也意味着过去人类生活的痕迹被直接抹去。

王澍认为，当今中国城市的现状是“几乎都经历了系统性的拆毁，几乎都经历了系统性的所谓规划，几乎都已经把代表日常生活真实性的生长细节抹去”。建筑是一个关于空间的概念，但在他看来，建筑的时间性更加重要。从年开始，王澍便常常带他的学生去被拆毁的“城中村”现场察看过去的房子是如何建造的。他发现，很多房子并不是一次性建成的，它们可能经历了几代人的改造，根据人们不同时期生活需求的变化，最终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正是在时间的积累中，人与周边的建筑和环境发生具体的关联，城市空间才有了真实感。传统的建筑和街道之所以迷人，就在于我们能够在其中直接看到、接触到人们真实的生活。如今，王澍依然常常在城市中游荡，搜寻那些尚未被拆除的村落、窄巷中的平房，甚至违章建筑，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往往直接摆在你面前，有一种强烈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他就曾见过有人将一个装满生活用品、带有透明橱窗的柜子摆在自家门口，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就如同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装置作品”。他认为这些生动的样本特别值得当代人学习，“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普通人，但永远有一些比我高明的人，他们是我的老师。”相反，面对如今大都市常见的高楼和公寓，我们是看不到人在其中生活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作家马伯庸也曾在研究古代建筑的历史时被建筑与人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所打动。在秦朝末期，秦朝将领赵佗趁乱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都城设于番禺，即今天的广州市。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南越国的王宫遗址，在这个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中，有一系列大型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令马伯庸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水渠每隔一段就会出现一个向上的小斜坡，对于常人而言，水渠很浅，根本不需要踩在斜坡上过去。事实上，这些斜坡并不是为人设计的，而是为了方便水渠中的乌龟可以爬上来晒太阳。古代园林设计者观察生活的细致程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在历史遗迹中了解到古人的生活样貌。

另一件令马伯庸印象深刻的是，相关史料中还有文件详细记录了园林中的一片树林，树林中种植的是壶枣树，每棵树都有自己的编号，连树上结了多少颗枣也记得清清楚楚。壶枣本不是岭南的作物，之所以出现在南越国的园林中，与赵佗本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赵佗出生于河北，他的家乡盛产壶枣，然而，在超过岁的漫长人生中，赵佗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岭南度过。可以想象，在他步入晚年时，身边大部分可以叙旧的人早已不在人世。“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觉得这片壶枣树很可能就是为了一位思乡老人特意设置的。这也让我意识到，建筑的排布其实可以提供或寻找它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马伯庸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如果一个空间能够构建人与人、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它就具备了人文的特质。

南越王宫博物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同济大学李翔宁：网红建筑的符号象征超过实体价值

中国城市缺乏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