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看待自身文化与“其他人”的关系？王铭铭说，至少人类学对这个问题想要提供的答案，是和“文明冲突”的图景相反的。他认为当今世界流传着有时代特色的文明焦虑，而历史和人类学研究将会告诉我们，文明的本质是交流的，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文明关联和共生是主导的，对待所谓“冲突”，人们不该那么心神不安。“冲突也是关系，起码是关系的扭曲表现。”文明间的“关系”是他特别强调的概念。

王铭铭，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学术领域涉及城市仪式时空研究、乡村民族志、历史人类学、物论、民族学、中国西方论、比较神话学、社会理论等。著有《草根卡里斯玛》（）、《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心与物游》（）、《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帝国与地方世界》（）、《人生史与人类学》（）、《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英文版，）、《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等。

在黑非洲古城思考中国人类学未来

口述：王铭铭

采访、整理：刘周岩

原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改革开放四十年”专刊

（年10月8日，总第期）

年2月，我前往非洲马里共和国参加学术会议。飞机上，看到地面从欧洲的深绿色逐步过渡到浅绿色，再从北非的灰黄色过渡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深红色和金黄色，就知道逐步接近了马里。从首都巴马科，我们搭乘一架苏制小客机前往著名的通布图市（Tombouctou）。

这座古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方边缘上，离尼日尔河不远。它在西方大名鼎鼎，出发前，我和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几个同事提到要去通布图，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选择在这里开会，是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和小说家翁贝托·埃科（UmbertoEco）的主意。一路上，埃科比谁都兴奋，一面翻着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关于通布图的书籍，一面大声唱着一首显然是他即兴编出来的进行曲：“通布图，通布图，我们迎着太阳前行……”

抵达通布图，知道它是省会，但当我漫步在沙地街道上，一路望去，却看到一个神似平凡华北村庄的地方。然而，正是它，激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我在伦敦读书时，不少老师是研究非洲的，听他们的课，我有过一个大体的“非洲形象”，那让我曾误以为，欧洲人来之前，非洲只有欧洲人类学家热衷研究的原始部落。老师们也讲“文化变迁”，不过起点是西方探险家到达非洲。

我们参观了通布图档案馆的一批新出土的古文献，翻着故纸堆，馆长说，纸上写的是阿拉伯字母，但语词却是通布图方言，而其中一大部分内容，则是关于中草药的！这足以表明，这里在西方探险家进入之前，文明已在此融汇交织。有位地方老者告诉我，11世纪前，作为黑非洲的一部分，通布图曾受印度文明影响，之后，伊斯兰文明传进此地，清除了原有的“印式巫术”。15世纪，通布图已建成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其地位如同“非洲的牛津”。

我意识到，我学过的西方人类学既存在“原始化”非洲的问题，又存在将“欧化”与“世界化”等同看待的问题。

遥远的通布图，奇异之处颇多，却似曾相识。这座小城总让我想起我国的喀什和泉州，尤其是我所熟悉的后者。那曾是“海隅偏藩”，在国内外人类学家的笔下，是家族和“民间宗教”的典型。但就是在那里，“五口通商”之前数百年，早就有了“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的胜景。泉州的历史，曾启发我质疑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的“破裂式现代性”理论的历史时间性，写成《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通布图之行更让我醒悟到，西方中心的历史时间观，对世界的“污染”是全方位的。世界上不少地方，早在西方势力进入之前，就有了我们当下爱谈的世界主义了。无论是通布图还是泉州，在历史上都更具有世界主义特征，而如今，通布图的繁华成为往昔，它的大学也消失了，泉州则在内部和外部的相继挤压下，持续“被本土化”。

在通布图开的学术会上，埃科提议我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讲了“天下”概念对于更新人类学认识方式的价值。与会的个别学者面露疑惑，但一个巴马科大学的同行在我讲完之后激动地说：“这篇论文很重要，我们非洲也不是部落社会，而是天下！”

这个评论，让我难以忘怀。的确，倘若跨文化研究没有建立在承认所有民族的思想世界的“天下性”之上，那么，跨文化研究所鼓励的“互惠知识”又何以可能？

回到美国，我继续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人类学的中国问题”课程，也到其他地方讲座。比如当年4月我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公开讲座，具体内容还是对“天下”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