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年11月至年5月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20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余件。

三星堆考古的前世今生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

　　中国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今，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等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成都平原上发现的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了三星堆文化源流。

“十三五”期间，中国国家文物局持续支持四川省开展三星堆遗址考古调查、发掘。

本次考古工作新模式

作为多学科聚力的成果，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年9月，四川省文物局便组织召开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咨询会，确保新发现“祭祀坑”及周边遗迹的考古发掘、现场技术保护和多学科合作课题的顺利开展，系统把握三星堆“祭祀区”的形成过程、区域范围和空间格局。

　　这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配置了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等，为考古信息采集、文物安全防护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为此次考古发掘搭建了信息平台，对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数据、影像资料、环境监控数据等进行全面记录和科学管理。

　　这也是一次开放合作的考古。在国家文物局协调支持下，四川省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合作，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

　　这种多学科、多机构的合作，展现了考古项目组织的新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根据新华社记者专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所说：

本次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

深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

此次在年考古的同一区域的新发现，更加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深化对成都平原地区文化关系的认识

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年以来，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湖北、陕西、云南、甘肃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帮助学界解决关键问题

比如，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是同时期还是有年代上的差异？特别是伴随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结合此次考古发掘，可以采集系列测年样本，对每座“祭祀坑”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对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进行更准确的断定，这也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三代人的考古接力，跨越年的文明对话，三星堆更多文物的出土带我们又一次梦回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提供了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的新视角。接下来要探索的就是如何让文物“走”入寻常百姓家，更好地讲述中华故事，传递中华文明。

文章来源

央视新闻、北京日报、新华社

编辑

王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