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盱眙城（出自[明]李上元《帝里盱眙县志》万历年）

早在北宋末年，盱眙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就倍受重视。宋徽宗赵佶认为江浙地区的百姓行为不稳重，所驻军队的能力和势力难免受地方习气侵染。《嘉定镇江志》记载“大观元年（年）十二月御笔：江浙之民，轻扬易摇，盗窃间作。承平日久，兵弱势单，一有警急，无以制御，阻淮带江，不可不防。”于是朝迁在盱眙等江淮沿岸划分了管辖区域，设置了营地，配备了巡检基层治安官，给予各名配备武器的士兵和5条渔船，巡检与地方上的县尉同为负责社会治安工作，除了打击犯罪以外，还承担跨区域的缉私职能：“可相度于杭越之钱塘、西兴，杨润之瓜洲、西津，淮口之盱眙、临淮，各置都巡检一员，兵给二百人、刀鱼船五只，各于江淮岸侧置营廨，屯守分部地界，凡沿淮巡检悉隶之，以时巡察奸盗。”

绍兴三年（年）五月，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接到皇上诏令，派遣手下解元、杜琳率领部队开始驻守盱眙。“初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遣统制官解元、杜琳等，将兵渡淮北去，至是，诏世忠：‘金人已约讲和，所遣两军，且驻盱眙，勿侵齐国之境。’”自建炎四年（年），刘豫在金朝的扶植下，建立伪齐，南宋与金朝的军事摩擦一直不断，地区间普遍存在不安定因素，双方都有地区被攻占，虽然双方签订了协议，但协议的作用有限。盱眙地处战争前线，江淮地区此时仍然隶属于南宋，南宋正调兵遣将，应对地区战事冲突。

绍兴五年（年），李纲上奏朝廷，提出长江、淮河沿岸应该增加修筑城池营垒。《李忠定公奏议》记载了他的奏本（《乞沿淮汉修筑城垒札子》），他提出“诸将移重兵，于江北料理营田、葺治城垒，则藩篱可成，今大将，既已移屯矣，营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筑城垒矣，惟是沿淮如庐寿、沿汉江如襄邓等处尚未措画。”金人屡次迅速南下引起南宋官员反思，李纲给出的对策是要做好防守工作，能退才能进，要筑垒屯兵，加强城池建设，“臣愿陛下降诏刘光世、岳飞乘士卒之暇，以渐修筑，如韩世忠之于楚，张俊之于盱眙，杨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坚垒，绵亘相望，以张国势，以詟敌心，又命朝廷选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汉深考，古迹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须坞牛渚圻之类，筑垒屯兵，益务自固，使犬羊无侵突之虞貔。”李纲还建议刘光世、岳飞所率领的军队利用闲暇时间修建城墙及防御工事。

另外，此段内容也透露出此时盱眙的军事力量已经由南宋被称为“中兴四将”的张俊统率。当时，张俊和韩世忠所率领的部队是南宋的王牌军队，他二人也被高宗比喻为左右手。在李纲等人的推动下，到南宋末年期间，江淮地区掀起了筑城的高潮。

绍兴六年（年）二月，《宋名臣言行录》记载：“都督张浚至江上，会诸大帅，浚于座中独称先臣可倚以大事。乃命韩世忠屯承、楚，以图淮阳。刘光世屯庐州以招北军。张俊屯盱眙，杨沂中为俊后翼。”此时张浚出任南宋右丞相一年，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为淮西宣抚使，在盱眙驻扎。虽然张俊是地方的最高统帅，但张浚的官职比张俊要高，两人皆为当时的朝廷重臣、中坚力量。

主编：季祥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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