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年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在书展上多场以“旅行”为主题的论坛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同讨论旅行的意义。在他们的讨论与写作中,旅行,不再是一个简单地发生在地理空间内的运动,这个词语承载了更多的涵义。

近年来,与旅行相关的写作很多,不管作者们写的是游记还是小说,他们都向我们表达了一点:好的旅行没有目标景点,它是个永远处于进行时的过程。

出行时,他们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有人坚持徒步,有人选择自驾或摩托车。即使到了目的地,好的旅行也永不会满足于一个终点,而会围绕着某种未知不断探寻。阅读与写作也正如一场旅行,人们翻开书并不是为了一个已知的观念,而是不断在文字中寻找未知。它们其实回应着同一件事情:一个人是否有勇气去验证自己体内的未知。对此,不同的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撰文

新京报记者宫照华

逃避与寻找

我们需要旅行的原因

大多数人都不会满足于曲面屏里的风景——尽管现代成像技术可以让它们看上去很逼真,可以产生互动,但如果有条件,人们还是会选择买一张车票,亲临其境。

人们愿意从屏幕里接受娱乐和知识,却没有办法把远方的图像转换成经验,屏幕里的东西总是游离在生命时间之外。于是,人们便会想办法在日常工作中挤出一些时间,安排一场旅行,或者只是随意找一个不太近的去处走走。

这其中除了远方可能确实有某个吸引你的因素外,也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斥力有关,一成不变的、疲乏的生活环境会让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渺小,人生的天窗逐渐积灰、黯淡,旅行,转而成了一种呼吸自由空气的方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傲慢地称此为逃避,因为世界上也存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很少走动,每年来回的车票不超过四张,然而他们坐在哪里,哪里就落下一片宇宙,哪里就是他们独立的星球。但这类人出现在生活里的概率实在是小之又小。对大多数人来说,旅行,即使不是为了自由,即便只是对生活的短暂逃避,这短暂的呼吸对于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的人来说,也益处良多。

远方当然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想想在上个世纪,有多少疯狂的美国青年从布鲁克林跑到西海岸,却仍旧在安非他命的圈子里打转。在中国,去大理、西安、银川等已经成为泛滥在文艺青年生活里的日程表——但话说回来,想找到所谓真正的自由,又何其艰难。

近些年,大理古城成为著名旅游景点,被认为是文艺青年最热衷的地点之一。

通过旅行的方式找到个人自由是困难的,通过坐在图书馆里阅读,以哲学和文学的方式理解世界,从而接触自由的道路同样曲折无比。

远行和阅读,似乎是一种殊途同归的方式,它们从两个对立的极点出发,走向一个无法抵达的中心——自由。如果想想跋涉在不同地点的脚步,与在书脊间抚摸跳动的指尖是何等相似,我们便更能够理解这两种行为的共性,它们可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但又有些不同。旅行终归有着它独特的魅力。相比于文字所营造的那个形而上世界,旅行总是充满意外,有时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便足以构成一段回忆,眼中所见的景象也比脑中所构想的事物更直观。

所以,对旅行葆有兴趣,几乎成了人的一种天性。在上海书展的西一馆,楼梯拐角处,有一个并不起眼的平台。这里的展台上没有摆放什么小说或社科类著作,只有一些地图册,而且范围很小,有些地图的范围小到了只是上海的某个区,但在这些地图册旁边却聚拢了很多五六十岁的读者。他们争相翻阅这些册子,然后付款。很难想象在手机和电子导航遍布的今天,地图还能拥有如此的生存空间,无论从便携程度还是效率性上来看,地图都不如电子导航——可能它唯一的优势在于不必依靠电量。然而,人们之所以喜爱地图,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它的实用价值。

五十岁以上的读者在这些地图册里徘徊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批读者,在其他出版社的展区翻阅那些古老的手绘欧洲地图,甚至奇幻作品里完全架空的大陆地图。在这么一页纸上,人们摊开了自己的幻想。它的实用性已经不再重要,我们不再在意它是否逼真地重现了生活里的每一条道路,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敞开了另一种可能,虽然很多时候,这种可能是模糊的。而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好的文学总是可以将读者带入他人的世界,因此,旅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域——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没错,地图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代替不了真实的土地”,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在文学节演讲中提到旅行时说——

“有时你必须从那间禁室中走出,行走在真实的世界中,因为旅行意味着将某些事物置于险境,将你的个人幻想置于险境——你关于某个地方、某种理念或者关于自己的幻想。旅行总是某种追寻。”

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

随笔与日记

两种旅行文学

至于旅行文学,在中国从不缺乏读者。它大致分为两类,吸引着不同读者。

一种是文化随笔型,如克劳迪欧·马格里斯、约瑟夫·布罗茨基,或者西尔万·泰松——这位以《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这样一本生存体验型游记成名的作家,在今年书展上展示了一次转型,新书《别列津纳河》更有历史意味。

在这场旅行中,他带上了几本与俄法战争相关的图书,重新走了一遍从莫斯科到巴黎的撤退路线。当然,他在深邃性方面或许还是比不上马格里斯或布罗茨基,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思想性,仿佛他们不是在用双足而是大脑在行走,在抵达旅行目的地之前,他们往往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况了然于心,即使没有亲历实地,他们也能写出几篇不错的文章。在这类作家身上,旅行与守望之间的裂痕几乎并不存在,或者说,旅行不过是为他们的论述提供图片说明的方式。

《别列津纳河》

作者:(法)西尔万·泰松

译者:周佩琼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8月

而另一类旅行文学,读上去则更像日记。

“你可烦死我了”——在新书《去北地,再去北地》中,当丈夫陈保平要讲述列宁格勒的历史时,陈丹燕不耐烦地打住他。

在本书中,陈丹燕明显对人与人的相遇、人与风景的相遇更感兴趣。这类游记虽然不及前者深邃,却更吸引人,因为它们具有灵魂的温度,与人的交流,由见闻而产生的感受,也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共鸣,仿佛那是他们也可以接触到的、心灵的宽广。这类文字也更容易让读者对所描写的地方产生好感,如李娟笔下的新疆。

日记型的游记会让人感到,其中的斥力因素远大于引力,它们更像是借助异域的经验与事物来体现原有生活的狭隘与渺小,在旅行的感觉上,这类作品无意间更倾向于英国散文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徒步旅行》中的观点——

“这时如果你反问自己一下,人们一般所谓的声名财富甚至学问到底有何意义,你便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多么迂阔而不切实际”。

为了不断呼吸新鲜空气,他们四处旅行,寻找值得分享的故事。

《去北地,再去北地》

作者:陈丹燕陈保平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年8月

很难说这两种记述旅行的方式孰优孰劣。所有好的旅行作品,都是在帮助人们去理解异域。

前者更像是一种守望的姿态,它在成分复杂的城市中寻找破译文化的密码,而这些密码往往很长,需要追溯到遥远的历史或者借助某一句诗歌中所潜藏的细节,这类游记总是将我们拉回到图书馆里,逼迫着我们阅读更多书籍,查找更多资料,不断扩张城市的边界,直到它足以包容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灵魂。

而后者更像是纯粹的旅行日志,更贴近于日常生活,他们不断与当地人接触,与路上的陌生人接触,不断扩大自己生活的范围,直到它可以聆听所有陌生的身体。可能正是因此,我们才会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即使是那些看似与旅行毫无关系的纯文学作品——也能看到一种旅行的影子。

声音

当旅行被21世纪化后

写作怎么办?

既然旅行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需求与向往,那么,它又是如何具体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呢。对此,不同的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8月16日进行的中信·大方文学节上,李陀和王咸对“旅行”这个话题做了演讲,李陀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谈论了旅行和写作的关系,而王咸则对那种关乎生存的旅行,抑或说流放更感兴趣。而参加浙江文艺出版社书展活动的陈丹燕也对旅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陈丹燕是一位痴迷行走的写作者,在她看来,当下的中国人尤其需要以旅行的方式开拓自己的世界观。

整理

新京报记者宫照华

李陀

旅行很简单

但思想旅行太艰难

李陀

生于年,当代著名作家、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编剧,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著有短篇小说多种,主编有《七十年代》等。

在当代,旅行和文学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行万里路”已经变得轻而易举,今天如果还有作家和诗人想拒绝“行万里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形势里,我们该怎么面对以及思考写作和旅行的关系呢?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但我想从另一个话题切入讨论

我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已经有五十年。在前四十年里,文学和写作的意义对于我总体是清晰的,虽然一路上磕磕绊绊,有过失望和迷惘,可是没有觉得自己糊涂过;最近十几年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开始有些糊涂,因为对于我,文学和写作的意义成了问题,而这问题,其实又是从更大的问题派生出来的。那么,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消费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统治,包括对文化生活的统治。消费主义不是新东西,二百多年来,有过很多讨论,我想这里没必要重述。我所关心的,是消费主义和文学的关系。我认为正是消费主义在20世纪的特殊发展,使文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改变是明显的,我想举出这些改变中,我最重视的两类。

第一类,我认为是消费主义型的写作。作家把小说当做商品,写出来卖钱,自觉为某种精神消费写作,也不是新鲜事,二百多年一直存在。但是,在“文学工业”时代,这种消费主义型的写作具有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尤其在当代中国,不过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其规模已经大到可以由这个工业来定义什么是好的写作和好的文学。文学工业会不断提醒作家和读者,也会不断努力控制作家和读者,正如今天好莱坞在努力定义什么是好电影一样。那么,有没有不同于消费型写作,甚至能够和这类写作相抗衡的另一种写作?我觉得有,那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类写作——自我认知型的写作。

什么是自我认知型的写作?这和“自我”概念在近十年的迅速普及有很大关系,自我在今天已经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而且成为教育和文化领域指导性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精致的自我主义”的思潮正在形成,甚至开始泛滥。由于生活于21世纪的几代青年人,都不得不面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变化之间的严重矛盾、孤独问题、成长问题、价值选择问题,都不能不和自我相关,因此很自然的,“自我”在文学写作中,或隐或现成为了一个深藏在作品深层的内核。主题、题材、形式、风格可能有种种不同。不过,我觉得很多写作其实都可归纳在“自我认知型的写作”里;由于有几代青年人都试图通过文学来解决自我认知问题,这类写作虽然远没有消费主义型写作那样的规模和声势,但仍然是目前文学地图里最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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