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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年2月26日云上生活第天,推送文章为《川滇古建行(二)》,封面的古建筑正是在今天凌晨被大火烧毁的“大理巍山古城北门拱辰楼”。那一天在摘要里,我们写道:

“这里是巍山,深藏在苍山之后的一个古老小城。钟楼与鼓楼遥相呼应,城楼与飞檐参差互和。在被遗忘的曾经的古国中心,在被无数歌颂的古城身后,南诏国的子民在不变的蓝天红楼之下,一如百年前。”

可是今天,钟楼和鼓楼已经不再呼应,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来到这座古城时,不再有飞檐游走的光影,不再有穿过雕花门窗的光线。它在这里屹立了年,今天只有残留的黑色大柱。

今夜,我们不忍它的断壁残垣,只能回望百天前的文字,追忆那曾经恢弘的城楼,也看一看那些还留存的和已经消失的滇地古城,再问一问自己,在他们都消失前,我们除了赶去相见,还能做一些什么。

文\图:吴勇

巍山古城的意外之喜

大理之行最大的收获是巍山古城。巍山古城位于大理西南方,曾是南诏国发祥地,在南诏国将都城搬到大理前,这里是这个彝族政权的都城。巍山的全称是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说实话到巍山之前,想当然地以为这里应是一些彝族民居,但到了巍山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地道的汉风古城。

如今的巍山古城已难寻南诏国的痕迹,这座汉人的城池兴建于明洪武年间,主要居民都是当年军屯民屯的江南人的后裔。整个古城有巍峨的城门,文庙武庙规制齐备,街道规划整齐,无论从建筑风格还是生活方式上,古城都保持着原汁原味、在内地很多地方都消失的纯朴的汉族民风。

古城居民除了喜欢挂对联,每家有亲人故去,还会在家门口贴上长长的白色纸联,上面写着亲人故去的原因等内容,纸联在微风中飘荡,没有丝毫的肃杀之感,倒是让人觉得小城人对生老病死淡然平静。烈日当头,男人们三五成群聚到茶馆里,简陋的茶馆既有茶也有酒,大家光着膀子聊天。

一户人家敞着大门,几位五六十岁的男人正在说笑,看到人来端起自酿的玉米酒招呼你,眼神充满善意。想想北京胡同里,大爷大妈能把陌生人戳穿的犀利眼神,真是让人一激灵。与大理相仿,这家人的院子也是花草繁茂。街上有一家专门替人写毛笔字的店铺,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正在专心地用小楷笔帮人写合同,这样充满古风的一幕,大都市里已难以寻到。他的家人说,老先生耳不聋眼不花,因为字写得好,古城人都愿找他帮忙。说话间,老先生已写好合同,又开始在一个暖水瓶上写贺词。

巍山的时光比大理还要慢,没有喧嚣的商业,只有沿街零星的叫卖,没有灯红酒绿的酒吧,只有眼光温柔的古城居民。说实话,古城没有在政治和经济大潮中倒下实属万幸,某种意义上,这得益于它偏远的地理位置。偏远对新就不那么敏感,对旧也就多了几分不自觉的依恋。巍山古城里平和善意的气氛相信是打动一行人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在这样的氛围中,那些古朴的建筑也显得格外厚重,人与物其实都是相互映照的。

湖水之畔的大理

没有到过大理古城的人,对它应该也不陌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早为它定下了浪漫的基调。背靠郁郁葱葱的苍山,面前是湛蓝清澈的洱海,旅游杂志对这个古城的浪漫描摹实在太多,不免让人生腻,但这两个坐标倒也准确地道出了大理与众不同之处。国内实在没有哪个古城可以如此近地依偎在一座终年云雾缭绕的苍翠大山之下;也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如此亲近一汪没有被污染的湖水,齐秦在一首歌里唱道:“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的一颗眼泪。”套在大理身上想必也是合适的。

与国内很多古城一样,如今的大理古城多数建筑都是上世纪80年代后复建的,原城门及城中不少古建都毁于大跃进等运动,城中的建筑值得称道的不多,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路一条小街巷里的天主教圣三堂。清华建筑系贾珺教授一天傍晚误打误撞走进了这里,尽管阅尽中国大地上众多知名古建遗存,贾教授仍被这中西合璧,融合白族艺术风格的教堂震撼了,说将来一定要组织专家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测绘。

在他的推荐下,第二天一大早我冒雨找了圣三堂。虽然这只是个民初建筑,但正如贾教授所言,圣三堂不仅在建筑结构上颇为讲究,在艺术成就上也确有不一般的味道。清晨神甫及信众已在为早晨的弥撒做准备,教堂里那种神圣的安静与其他地方别无二致,但想想隔壁人民路夜晚的喧嚣,感觉就变得奇妙起来,这份安静仿佛就是在为头一天外面的纷乱清零。

如今小资聚集的大理是偏阴柔的,但当年白族政权大理国却强盛一时,在宋时白族已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民族,全民信佛,白族有自己的语言,书面表达则直接借鉴汉文,这点很像当年的日韩。但关于大理国的历史却记载寥寥,据说主因是元朝灭大理时,把史书古籍全部焚毁,以至于人们对白族的了解只能通过《五朵金花》这样的电影,只看得见风情看不到文化。

白族民居的特点是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这是汉族民居与白族民居结合的产物。在装饰性上,白族民居引入大量泥塑、木雕、石刻等艺术形式,这得益于白族手工艺的发达,大理石得名于大理,剑川木雕有西南第一雕之称,鹤庆手工银饰相当兴盛,这些技艺的传承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白族民居的丰富性和艺术性。在大理,多数建筑门脸很内敛,但一入院中却别有洞天,家家户户都会种植各异的花草和树木,初夏时花香扑鼻,甚是惬意。这种风格已成为云南客栈的“标配”,无论从大理到丽江,每家客栈都必须有个花草搭配得体的小院子,体现主人的艺术品位和生活情调,这也算是小资与云南相遇后的产物吧。小资们对大理的热爱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间力量对城市的介入,小资们对文化与艺术肯定要比很多官员敏感,他们对人居环境以及文化方面的热衷甚至使一些行政性破坏得到了局部的修复。

逝去的昭通古城

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离宜宾四个小时车程,从宜宾出发,从地理上而言,相当于从四川盆地爬上了云贵高原,海拔上升了一千多米。沿途的乌蒙山植被丰富,景色宜人,但险峻的山势也决定了川滇交通的艰难(重庆到昆明的渝昆高速公路云南境内至今无法修通)。昭通地处川滇黔交会处,是汉人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明朝时朝廷曾组织多次大规模移民,江南及湖广汉人大批迁入云南军屯民屯,前后竟达数百万人之众,这彻底改变了云南的人口结构,汉人自此成了云南主体民族。但也因为地域边远,交通不便,云南反而保留了很多内地消失的汉文化传统,好的坏的都囫囵地继承下来,比如云南农村年长的汉族女性缠足者比任何地方都多。在昭通街头常常能看到一些戴蓝色头巾,系蓝色围裙,穿绣花鞋的老奶奶,据说她们都是很正统的汉人,服饰仍保留着她们祖上——江南渔家的特色。旧的传统在民间反而得以继承,但这座古城自己却在一次次的破旧立新中彻底消逝了。

昭通古城是近年复建的。原来的城门与城墙上世纪50年代被拆除。正在重修的北城门,雕梁画栋崭新得夸张,看上去像一位浓妆艳抹的小镇姑娘,不得要领地急于展示自己的美丽。古城里导游所说的所谓徽派复古建筑,用同行的清华建筑系贾珺教授的话说就是,不仅不得徽派要领,而且建得粗糙随意。

就像多数南方小城一样,昭通的市井生活尽管杂乱倒也热闹,古城街道各种店铺一应俱全,一些主打小城市的杂牌服装店放着强劲的英文歌招揽生意,时髦女青年与衣衫褴褛的进城农民擦肩而过,中国楚辞学泰斗、国学大师姜亮夫是昭通人,他的雕像被放置在古城商业街的中心地带,显得颇为突兀。某种程度上,眼前的昭通古城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复古潮的一个缩影,草率而不得章法的复建是否也算是一种新的破坏。

问几位坐在城门下乘凉的老者,昭通城原来是什么样子,他们大多都记忆模糊,只是依稀记得当年拆城砖的旧事。再问他们现在古城里复建的建筑跟原来比好还是不好,大家只是相视而笑,既像无所谓,也像没有答案。人很容易健忘和习惯,健忘让我们失去了对过去的反思,习惯让我们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好与不好照单全收,渐渐不以为然。不怪这些老者,关于这两样东西,中国人似乎从来都是无师自通。

原址重建的镇署衙门,孤零零地立在那儿,背后几乎紧贴着一幢居民楼,抬头就能看到住家里的物件,大门右边则是一家食疗养生馆。镇署衙门前立着国民革命军第60军参加台儿庄战役纪念碑。60军是滇军主力,由于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龙云、卢汉都出自昭通,60军昭通籍将士自然不少。纪念碑基座上刻着60军抗战阵亡的上千名将士的名字,石材质量不高,加上施工粗糙,一些地方已经脱落断裂。将士们名字是用电脑刻的,刻痕生硬少了传统篆刻生动的味道。某种意义上,传统碑文该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一笔一画间蕴含篆刻者的情感,电脑刻字简单快捷,却少了对逝者的尊重,归根结底成了一桩面无表情的生意。一位姓庄的老者走过来,指着一个将士的名字说,“这是我叔叔,你看他们把他的名字都写错了。”

文昌宫算得上是昭通幸存下来为数不多的老建筑了,虽然破旧但规制仍称得上宏伟,与镇署衙门一样,如今的文昌宫倒像个外来户,硬生生地挤到了一片住宅群中间。

回复“第天”或“”,可查看《川滇古建行(一)》,讲述四川老城宜宾、李庄。

———这是老建筑不死只是消失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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