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浓浓乡情，对古邑盱眙历史文化的探究，砥志研思。尤其对古城砖的痴迷，茹苦啖心。多年来，隐现山涧城垣，见证往昔兵火岁月。如今古城墙能留给我们的相关历史信息，却并不是很多，志书中也只见寥笔记载，缺乏实质性资料。所以每每看到散落于瓦砾中的残破城砖，都心存敬意，收集珍藏。

历经风雨沧桑，散落古城砖，多己残缺斑驳，难现原有容光，但其珍稀性却不容小视。特别是那些含文字信息的铭文砖，犹如一张张贴身名片，成为方言不同，背景相同的“会说话文物“。有着一定历史和文物价值，存至今日，尤为珍稀。但受观念和意识影响，其不可或缺性，又往往被现代人所忽略。使得很多有价值砖石，悄无声息地成为履带下的牺牲品，造成永久遗憾。因此，抢救和保护古城砖已显的刻不容缓。随着老城区拆迁收尾，古城砖收集更显艰难。不过，砖友朱晓岭近日的一次意外发现，却让我们有了一次“善道”之途，“穿越宋朝”的感觉。所见城砖数量之多，令人震惊。经相关媒体报道后，对提高市民古城砖的保护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今春，朱晓岭先生偶然间从《老盱眙》网站上看到一篇我写的古城砖文章，猛然想起了他家院墙上的2块文字砖，仔细端祥，爱不释手，搬迁时也没忘带上这两个“宝贝”。几经接触交流，他很受启发，也对城墙和城砖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常结伴参与古城砖的保护和收集。

年11月15日这一天，他带着猫粮前往老城区，给流浪猫投食过程中，意外在一户已拆除石头房周围，看到了很多清一色南宋古城砖，散落于墙角或残墙里。这让他眼前一亮，俯身细寻，现场即找到“招信县”“招信军X”“X城”“铜陵县”四块不同铭文古城砖。他当即打电话告诉了我，仔细琢磨后，我也深感此事意义非同寻常。一间远离老城区的石头房中，怎么会一下出现这么多南宋古城砖，总感百思不得其解。说到这，可能有人会认为，在老墙里拆出一些老砖头，是极为常见之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间石头房的发现，足以用“罕见”来形容。

其一，它不是老房子，而是一处现代石头房，多年前的南宋古城砖集中出现在这里，实属罕见。

其二，石屋周围散落瓦砾中，除了一些现代红灰砖外，其余均为目前可以认定为南宋古城墙上的城砖。

其三，连古城墙遗址上都很难见到半块残砖的情况下，在这里却发现了很多。

其四，城砖铭文品种囊括了绝大部分以前已经发现的地名砖，和窑户铭文砖。同时还有新品铭文砖出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屋承载着古城墙厚重历史，其所蕴含的文物价值，已远远超出石屋的自身价值。说它是盱眙古城墙的一个缩影，或是古城墙的微型“博物馆”都绝不为过”。

石屋所见砖石以土灰色为主，制作工整，多残缺。尺寸多在高6-6.5公分x宽18公分x长36-40公分之间，应为盱眙古城墙修建，或后期维修城墙时用砖。其中的文字砖，铭文突出，均横款楷书右起于砖端，字体大小随产地不同各有差异。通过砖上熟悉的红土沁和坚硬的糯米汁残留，再对照城墙遗址中残砖特征，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批古砖绝大部分来自都梁山上的南宋古城墙。

数日后，我们决定对这间石头房里堆集古城砖进行全面清理，当我尝试着去除附着墙面石灰层后，一块“转运司砖”首先映入眼帘，此砖之前多见“淮东转运司砖”铭文。此为新品，从未见过。“淮东转运司”机构源于唐朝，承上启下，机构管辖面广，多与漕运有关。北宋时“转运司”的首要职责是督责属郡完成中央征调财赋的任务，亦代表中央监督州军财务。南宋绍兴二年（）被废罢。后虽有复置，均以江南事务为主。标注“淮东转运司砖”、“转运司砖”等铭文，说明这些砖是南宋初年或北宋末期烧造的，也说明”转运司”机构在盱眙的确存在过。紧接着我们又从先后从残墙和砖堆里清理出“章胜”“铜陵县”“XX烧造”“吴X”“王X”“招信县”“X亚造”等铭文城砖，大多铭文清晰，只有部分铭文已斑驳不清。经过2个多小时清理，共发现不同铭文残砖10多块。由于暮色已至，手也被铁钉刺破，墙还有倒塌危险，便决定结束搜寻。在这之后，我们又进行了四次清理，从乱石和残墙上又分别找出“铜陵县”“招信县”“汪顺”“江都烧造”“作头东兴”“淮东转运司砖”“官”“游奕军”等铭文城砖，其中“官”字款和“游奕军”“作头东兴”等铭文为首次发现，“官”字或代表的是官方窑口烧制，而“游奕军”则反映的是一支独特军队。据《南史·樊毅传》云：“水军于白下游奕，以御隋六合兵”，可见“游奕”当时是用来形容执行水面侦探巡逻任务的军队。自唐代开始，“游奕”正式成为一种军职。据唐代兵书宗时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游奕地听篇》云：“我之密谋，勿令游奕人知”，可见“游奕人”即是军事间谍，同时“游奕军”也指水军、骑兵部队。宋代沿用于军事方面。“作头东兴”砖文中的“作头”是指工头（或称负责人）。而“东兴”则为工头的名字。全文解读就是说："某段城墙修建（或城砖烧造），是一个叫“东兴”的人领头监管负责的"。

清理中我们还首次发现了一块保存基本完好的南宋塔砖，残宽达25公分X高8公分X宽42公分。砖体硕大，砖端右起横款铭文“淳佑塔砖”，阳文突出，笔力俊秀，简洁大方，很有瘦金体味道。淳祐是宋理宗赵昀第5个年号，共在位11年。这种带有明确记年塔砖，在淮安地区也极为少见。塔砖身出何塔？有待作进一步考证。

石屋砖石中，我们还找到了一小块竖款铭文为“盐城”的残砖，砖体灰白，厚度也薄于其他砖石，其特征附合在泗州普照王寺发现的一批青灰色竖款楷书于砖端的宋砖。故认定此砖出自泗州城，而非出自古城墙。

盱眙古城墙始建于南宋，据宋史·高宗纪》载，绍兴六年五月（年），宋金“划淮为界”，主战派右仆射张浚受命在盱眙依山筑城。依山而建的古城墙周长达27里，是泗州城墙的3倍。城墙建成后，对金作战防御性便有了质的提高。凭借古城墙的险峻，南宋与金的盱眙对峙又坚持了20年。之后城墙被数次攻破，有数次收复。

明初盱眙古城墙保存还基本完好，但到了永乐三年（公元年），燕王朱棣（永乐皇帝）发动“靖难之变”篡夺皇位后，以泗州为基地，举兵正面攻打盱眙，数次兵临城下，都久功未破，后择侧翼暗从马渡嘴绕道，攻其不备，方才攻下山城。生性多疑的朱棣深知固若金汤的盱眙城墙，一旦被皇族据守，恐对自已统冶不利，便动用军队、百姓拆除了环绕盱山的古城墙。并在不动车船的情况下，将数以万计的古城砖，人手一甓（砖），列兵传至山阳，修筑大河卫。（“大河卫”是明代专控漕运的一个军事机构）从此南宋古城墙彻底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综上所述盱眙古城墙的城砖大部在朱棣拆除城墙后，人力传递山阳修了大河卫。这是目前唯一可知盱眙古城砖去向记载。志书记载真实与否，姑且不论。以后的数百年中，遗址遭受自然和人为破坏严重，那些残留砖石，也在数百年间，被不同年代百姓重建家园时，从山中找拾贻尽。

在这批南宋城砖中，除了发现“招信县”“铜陵县”“吴县”“招信军X”等官造珍贵地名砖外，还发现了小窑厂生产的铭文砖，如“汪顺”“马三二”“陈百二”“施头”等。同时也看到了如“游奕军”“招信军造”等部队烧造的城砖。这说明金占泗州，宋金隔淮而治期间，淮东转运司分设随军转运使协同驻军，在修筑盱眙古城墙过程中尽展其能，不仅发动周边城市为盱眙定烧古城砖，还动用部队和很多民间窑户烧制城砖，以满足古城墙建设需要。从现有铭文砖来看，近的有“招信县”（今明光女山湖镇）距盱眙只有不到70公里。而远的“铜陵县”则距盱眙公里。这在车马漕运时代，城砖运输成本之高，途之艰险，令人难以想象。

这些含有明确地名砖的出现，彻底纠正了我开始判断盱眙南宋古城墙系外砌垒石，内设夯土，少有城砖的判断。证明南宋朝廷举“全国之力”（周边城市）突击修建了盱眙古城墙。据说绍兴六年张浚修筑城墙时，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了，如此之快，一方面是因为有部分城墙段原来是有基础，另一方面说明参予修城人力不仅有驻军，还应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支前民工。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场面可谓空前高涨。志书并没有看到南宋期间古城墙大规模被毁记载，但在以后百年间，盱眙多次被金国占领，战争导致城墙被局部损坏。开禧年间，损坏更加严重。到了嘉定年间，盱眙军太守葛洪对古城墙又进行了一次大修。

我和朱晓岭仔细看了下，这间远离老城区的石屋建在山腰处，山下为古城墙西城门位置，而山上不远处则为南宋古城墙遗址。推测是解放后老百姓在城墙遗址上挖掘所得。这是目前对该石屋发现大量南宋城砖比较合理的解释。难以理解的是，周围相同石屋还有很多，却连一块古城砖都没有看到，着实让人感到诧异。

四面八方古城砖汇集盱眙，还说明盱眙当时乃边关重镇，军事战略要地，朝廷对此尤为重视。才会如此劳师动众修筑盱眙城墙，力图永保大宋江山稳固。当年各地援砖入盱，也反映了城墙工程之庞大。城砖运输应采用水陆并举方式进行。虽说漕运受泗州失守影响较大，推测仍有部分城砖在兵火交融期间，由水路押运直达盱山脚下，毕竟这样做最方便更快捷。

经清点该处共发现南宋古城砖达多块，不同铭文砖近40多块，新品达20多种。数量之多在历次考察中，都绝无仅有。哪怕在古城砖分布较广的老城区，也无法与之媲美。能够赶在砖石清运前遇见，总感天公作意。

深感此次发现重要性，我们还邀请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马培荣老师，和淮安杨海林老师现场参予解惑。杨老师还欣然同意将此次盱眙发现城砖，尽可能赶在新书《淮安城璧录》出版前，录入其中。

这批城砖的发现，对研究盱眙古城墙历史意义重大。也为古城砖去向多了份解读。它们是古城尘封记忆中的活化石。抚古昔今，虽残尤珍。

细致解读、研究这些厚重古城砖，仍将任重而道远。珍惜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对善道盱眙的最好解读。一块砖石，一段风雨，记录荣辱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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